——用以纪念孤独的人生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母住在父亲所执教的镇中学分配的平房里。那是一派靠湖的房子，湖边有许多的桑树和柳树。这些树如精致的琉璃框一样围住如镜的湖水，夹杂着几棵由乡阵阵的四季桂，越发显露出这小乡镇里难得一间的脂粉气。这里的住户经历大多相似，男女主人都是十七八岁时接到下放通知的。那时，他们有的是县里的先进，有的是省城里刚毕业的学生，还有的，是远在宁波或者上海工薪阶层的子女。这些人，尤其是第三种人，他们往往还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就被这气势宏大的潮流推向那所谓最值得奋斗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些知青时被送往村子里，大队上在祠堂里或者农户家隔出几间空房来作为他们的住处，烧草，自留地，口粮一律由队上发给。他们要做的一切就是面对从来没有面对过的红褐色土地，开荒，劳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挣足一天又一天的工分。

 

      相比下放到村子里的人，父亲他们算是幸运的，毕竟，在乡镇里的中学教书在那时候算是美差。那时中学里的年轻教师们，常常是在文工团，排球队，将宴会上到处活跃。时间长了，镇子里一些闲不住的中年妇女喜欢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撮合。在她们看来，在公社，供销社，小学或中学老师等等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中撮合，才能略显得登对。倘若是在村子里有人做媒，知青们一般不会应允，他们的汗水和眼泪不能白流，所以他们不能落户，他们等待返城的机会犹如等待奇迹出现一样焦急而热切。而乡镇却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显然，它比自然村要强很多，行政色彩浓重。又加上一年一年返城的消息犹如石沉大海，于是，一些知青便最终选择结婚，落户。在当时看来，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农转非，商品粮，单位住房，这些无一不是大家想要的。我家住的这排房子中，五户人家都是因为这同一个选择而住进了两室一厅。

 

      在这些邻人里，有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是从上海下放过来的，这是一个被称作小田的年轻女人。

 

      小田不是来自上海市里，而是来自郊外的或者更远的附属乡镇。来之前，她是那个地方广播站的播报员。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江南人，普通话却毫不含糊，清脆利落的声音常常引来听者的夸赞。播报员的工作没有维系几年，她便被这无可阻挡的狂潮推动着，火车，汽车，长途跋涉，背着一些简单的行李灰头灰脑的来到这个小乡镇的公社门前。

 

      "姓田？"办公室里的办事员看了看她。

 

      “是。”她甚至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你被安排在公社广播站了。”办事员递过来一张表格。

 

      她的心终于是落定了。父亲的确暗地里使了一把力。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毕业后要分配到上海的一个厂子里。然而两个孩子必须得下方一个。于是父亲千保证万保证会努力打通关节以至于不让她被下放到穷乡僻壤中去。

 

      广播室和住处是同一个房间，一边是放扩音器和话筒的桌子，以及存着厚厚一叠播音搞的柜子。另一边是带有简易蚊帐撑杆的床铺和日用什物。条件自然是没有以前的工作单位好，至少，住处和广播室应该是分开的。她叹了一口气，走出屋子。公社的院子很小，她在这小二层上看得一清二楚。对面是单位职员住的一溜平房，靠右手边式大门，左手边有一排屋子，还有一个不大的食堂，饭菜和热水是由那里供应的。

 

      她不动声响地开始收拾，杂七杂八的东西渐渐井然有序。她坐下来，又叹了一口气，这叹息中夹杂着些许的不甘心，但是当她看到食堂里供应的菜里红彤彤的一片辣油时，不甘心的因素便完全占据了叹息。这也能吃么，心肝肠肺肚还不得辣穿了阿。她老家是苏南人，吃得清淡，偏偏站不得油辣。好在公社是提供了一个煤油炉，添上点灶具，她便将丝瓜，豆角之类的清炒，空心菜和凭票供应的鸡蛋剁碎了用来包梅花形的饺子。渐渐的，她熟识了同单位的几个办事员，这其中包括小杜。小杜家就住在办公楼的对面，她的父亲是公社书记，母亲在供销社，还有一个哥哥，在镇中学教书。小杜的口味与她出奇地相似。要是家里买了什么荤的，小杜总能弄条小鱼来让她熬豆腐，或者是让她带去家里腌的肘子，切成薄片隔水蒸。小杜喜欢叽叽喳喳的热闹，而她总是安安静静的。因为她觉得，太热闹总会使自己失掉一些东西。他是上海来的，这使得她应该持有一定的做派。她以一贯的淡淡微笑和人招呼，却不多言。一旦她说话，必定是一改播音时标准的普通话，而改用略带宁波口音的上海式普通话。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小杜的性格大大咧咧，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她的这种说话方式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尺度。小杜只是很崇拜她的手艺，并且这种手艺绝不仅仅是局限于厨房里。她用钩针编织各种东西。这一套钩针是她来之前特意让母亲买给她的。有一阵子，她甚至疯狂迷上了这个，用粮票，肉票，各种能换的东西换来毛线。她不播音的时候，就坐在屋子里，翘起小指捏着针灵巧地在毛线间穿梭。那些花样，那些针法，就在这颜色各样，粗细不同的毛线中绽放出热烈的波斯菊，整齐的雪晶体，或是灵活的小动物。她织桌布，不能披出去的披肩（那时看来是带有资产阶级作风的样式），沙发或椅子的铺面。这些成果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引起了公社里其他各个年龄层女性的啧啧称赞。

 

      事实上，她是个人尖儿，这是肯定的。然而这也招来同楼另外几个上海知青的不满。女人的嫉妒是不需要解释的，她根本不将这个提上议事日程。她不喜欢她们，正如她们不喜欢她。她习惯用淡淡的带有奚落意味的微笑予以回报。小杜是书记的女儿还这么向着她，这是她们巴结不来的。

 

      因为她的巧手，小杜家的人都很熟悉她了。家里茶几的玻璃下，压着她用彩色绳线勾出来的散花桌布。这桌布在一个周末引起了大源的注意。大源是小杜的哥哥，平日里教书就住在中学的宿舍里，周末才会回趟家。大源长的高高大大，性格反倒比小杜要腼腆。尽管这样，他还是热心于镇子里的各种活动，加上父母亲的关系，多少有些出彩。大源问起那块桌布的时候他母亲正和院里的刘姨拉家常，这个刘姨变成了大源和她之间的关键人物。

 

      后来，刘姨到了他的广播室，说明了来意，她低着头，默不作声。刘姨说大源可是不错啊。她想，自己莫不是要在这个小地方折腾下去了？虽说有影院也有商场，可是这里不是上海，路不是那么宽，行当不是那么有条理，人们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带新气儿。刘姨说大源可是书记的儿子。她又想，自己家里其实不是真如最繁华的十里洋场那么气派，只是附属的一个周边小城，可毕竟是强不少。刘姨又强调了大源家境一通，见她还是低头不语，便有些泄气了，但又转念一想，人家姑娘还能怎么反应，定是默许。于是便又有些高兴起来，扯了扯家常，日近中午时离去了。

 

      第二天，大源果然来送广播稿了，她搬出凳子，他坐下了。两人沉默了一会，他说要走，她就没有留。后来大源来过几回，她留他出吃过一顿饺子，一来二去，这关系便稳定了。同楼的几个女知青看在眼里，心里多少生出些不痛快，她们遇见大源，便大声和他打招呼开玩笑，见到她却干脆把脸转向别处，她于是收起淡淡的微笑，连奚落都不给她们。

 

      这个秋天，晚稻收谷的时候，公社旁的粮管所正忙得不可开交。大院的空地上堆满了各个大队上缴来的国粮。农民或是知青们，用原始的板车或者是拖拉机一颠一簸地从各个村里运来，秋老虎翻身，日头正火，他们一个个就成了水人儿。她站在公社的小楼上，将这些看得一清二楚。她暗地里打听来粮管所的业务员们，一个个老练极了，隔不了多久就会被提到县里去当出纳一类的。正寻思着，小杜上门来找她，笑着说：“嫂子，我妈今天中午作了稀罕东西，到家里来吃饭吧。”她心底莫名其妙的冒出一股火，这还没怎么着呢，就拿我来打趣，她这样想着，脸也阴了下来。小杜见她不说话，怏怏离去了。不一会，大源亲自来了，“我妈说让你过去吃个饭。”“不去！”她坚决地说。她的住处离他们家不足30米，可她却坚持没有去过，像是坚持什么原则一样。就这样，两个人窘了一阵，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人推门进来了，是书记。

 

      书记踱进来，说：“我刚下班，过来看看，你姨说炖了黑鱼，让过去。”

 

      她彻底无语了，书记亲自来，她脸上贴金，那股无名之火立即压下去了。于是这天中午，有了她在他们家的第一个正餐。

 

      第二年的开春，她奇迹般地同意嫁给大源。酒席办得很光彩，公社礼堂几十桌的，镇里有头脸的人都来了，加上中学里纳邦年轻老师一闹，真是赚足了面子。不过对于明眼人，这显然不是奇迹，因为晚春的事后，她便调到了镇粮管所，不过不是门市部，而是储备室，比门市部要轻松很多。婚后，镇中学给分了房子，这便是开头所说的临湖青砖平房。

 

      她一双巧手将本是宽敞的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桌明几净。家里该添置的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一一配全。她将各种颜色的塑花插在瓶子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柜顶和桌面上都铺上当初勾织的桌布，在压上磨边的玻璃。上面放着玻璃的铁皮的饼干盒和糖果罐，里面装着她回娘家或者托探亲知青从上海带回来的云片糕之类的东西。这还不算，她每天都要起大早，熬上八宝的或玉米的稀饭，炒上几个爽口的小菜，中午万空心思做各种各样的大源啧啧称赞的菜肴，晚上还会有甜点之类的东西。即使在那个物资不是很充裕的时代，她总能折腾出各种花样。她还给大源改衣，斜插口的衣袋被替成平贴型，裤管口加宽，边儿压得平直。这些都是她回家探亲时去上海打击上逛或者和其他知青们口中得知的新样式。她比以前在家时还更关心上海城里的微小变化。她也回过几次家，还专程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童大源去上海人民影院看了场电影，电影的具体内容她不记得了，不过影院的气派是大源小镇上所不能比拟的，这让她骄傲了许久。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便在这小两口的家里呈现出来，在这普通的临湖平房里显得格外洋气。若是到了休假时，她就搬个竹椅坐在湖边的桑树下，吹着凉风。这小镇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很难不被他挑剔，唯独这湖，她嘴上不说，心里却着实喜欢。那水绿得透彻，树翠得喜人，湖里不知道谁放了一群鹅，成了恰到好处的白色点缀，湖风吹来，碧波粼粼，这时候，她感到了希望。

 

      她依旧是没有什么朋友，知青或者本地人，她都不太来往。这里的邻里住户，依然是每天接受她微笑而不多言的招呼。她的上海口音却越发浓重了，有时候她与别人说话时，会蹦出我们上海市如何如何这样的话。每到这时，她便会讶异一下，然后接着讲下去。她不知道，上海这颗久旱的种子，已经在她的心中悄然生根发芽，日渐枝叶繁茂了。

     

      终于，这株植物在一夜之间绽放了无数耀眼的火红花朵。那是婚后一年，一个返城的消息在这里炸开了锅。知青们奔走相告这天大的新闻，捕风捉影地重复着几条仅有的传言。一时间人心惶惶，个个按奈不住。她自然是被卷入其中了，名额马上要定下来了，结婚的算落户了不在其列，哪里来的知青依旧回哪里去……这些一直在她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怎么办？她想，这机会难道不属于我？

 

      这天晚饭前大源从家里回来，说公社接到通知了，并且一条一条全证实了她所得知的消息。她依旧是默不作声，心不在焉地扒了几口饭，扔下筷子，收拾也不去管了。晚上，她彻底失眠了。上海……她想。回家……她又想。她忽然像极了一个受害的小孩，感到无比的委屈。

 

      第二天，她没有早期做饭，也没有去上班。大源匆匆替她到所里请了个假，又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多问几句，她火气上来大吼一声：烦死人啦！

 

      就这样她一直躺在屋子里，枕巾让眼泪湿了好几回。她甚至痛恨起返城这项政策了。至少一直保持现状的话她还能将就着过下去。这样她的思想越陷越深，权衡之下，自己的所得与自己的所失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了。

 

      然后，她面无表情地对大源说，我们离婚吧。大源没吱声。他知道她想走，谁也留不住。离婚吧，她重复着。大源低头沉默了一阵，用手在鼻子上重重一抹，两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他背过脸去，用袖子擦了一下。她那关于返城的疯狂无比的愿望让他变得不知所措。他只是觉得，如果感情不能留住她，那就没有什么能够让她留下了。他甚至于开始想，她这些年来是不是爱过他，她每天精心经营的生活究竟带有什么意义。接着他想累了，不愿再争执什么。就这样，战争没有硝烟就结束了。大源说回家和父母交待一声，明天就可以去办个手续。她听完后，并没有胜利的感觉，呆坐了一会儿，会到屋子里去了，但仍旧失眠。

 

     第二天，大源很早就出了门，近中午才回来，收拾东西要去公社，她跟着一起去。半路，大源突然说书记给了新通知，说是知青返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唯独上海的不能回上海。这句话很强烈的把她镇住了。她停下脚步，嘴里重复着这个意味着它一无所有的消息，脑子里飞速运转着。这个时候，鼻子不争气的酸起来，眼泪涌了出来，就像漫到她鼻梁上的洪水，让她呼吸不了。她使劲转着眼珠，不让眼泪掉下来，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救命稻草。于是她站住不动了。走吧。大源催。她转身往回，不愿意了。不离了，她说。这回，轮到大源死活不依了。整治了一阵子，他气愤起来，拽着她的手往前拉，她挣扎着往后，就这样折腾了几番，回到了屋前的那个湖岸。她挣开他，跑到湖边，说，要是离我就跳下去。大源没了主意，说你看着办吧。边一个人往回走了。将门摔得很响。

 

      她在湖边蹲下来，一些小得鲫鱼不知什么原因都长着嘴露出头来透气。她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柳树的长枝被风吹得沙沙响，那对鹅在树荫下乘凉，安静得很。已是夏秋相接的日子，蝉声不断袭来，此起彼伏。

 

      她这辈子也没有感觉这么平静过。微风吹来，额前的短发微微翻起。她看着水里自己的影子，并没有因为长年在外的劳作而有丝毫减损。柳叶眉，杏仁眼，清透白皙的皮肤，薄薄的嘴唇小巧好看。我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她想。

 

      初秋的泥土渐渐变得干燥，这人工湖没有用大块的石头做引滩。细微的浪温柔地冲刷着脚下的碎土，又慢慢折回去，变成更大的涟漪。再过一阵子，秋虫也要加倍地吵闹了。远处的风夹着稻谷的气味飘过来，她常舒一口气，甜的。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她突然间很想知道，这些年来，是什么最后让她如释重负。

 

      她伸出手去，探那绿的湖水，波纹一圈一圈四散开来，脚下的泥土可是松动，崩坍。她的身子绵软无力地后倾了一下，脚却没有了依托，整个地落进水里。这湖很深，水直往她嘴里和鼻子里灌。“救……”她没能喊出来，扑腾了几下，最后沉了下去。不一会儿，湖面平静如初。

 

      这排房里的其他几户，有的离婚后返了城；有的就留了下来，若干年后提拔到县里，又调到省里；还有的最终通过招工或其他的方式回到了原来的城市，这其中包括我的父母。这个湖之后放养过几年鱼，后来被填了做镇中学的操场。那些年轻的学生在上面走来走去，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